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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人也有转会费浙江式智慧创造新型用工模式

2018-01-11 16:39:36

工人也有“转会费” 浙江式智慧创造新型用工模式

对于身在义乌的服装厂老板陈于泽来说,他怎么也想不到,做国外超市订单的他,最头疼的不是缺订单,而是缺工人。

陈于泽是义乌大陈镇“浙江黑马实业有限公司”的负责人。最近他都在为同一件事情发愁,那就是“工厂太缺人了”。原本以为熬过年初的用工荒,慢慢就会缓和起来。没想到,到了年中,缺人的情况不但没有改善,反而越来越严重。

“之前就是单纯的缺人。到了年中,由于工人不足,现有的工人成了香饽饽,好几家工厂抢着要。你去看看,现在几乎每家工厂每天都有100多个人新招进来。同时,也有100多个人流出去。用人秩序完全乱了。工人稀奇到像商品一样可以待价而沽,工资涨了不说,从一家工厂跳槽到另一家工厂,首先就要付四五千的‘转会费’。”

昨天,面对,风风火火的陈老板也不怎么“淡定”。

据陈于泽所知,大陈镇上总共有400多家服装厂,目前的工人缺口达到了2万人。

这是深陷“刘易斯拐点”的浙江一家普通工厂老板必须得面对的事。

在杭州猎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首席顾问郎越时眼里,这是发展的必然。

“刘易斯拐点”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·刘易斯提出,发展中国家通常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,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为工业化提供廉价劳动力供给,工资增长缓慢,直到工业化把剩余劳动力吸纳干净了,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告一段落,“人口红利”消失

工人也有转会费浙江式智慧创造新型用工模式

,这时候用工企业要继续吸收劳动力,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,这个转折点就叫“刘易斯拐点”。

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,这段时间,商报进行了积极走访。我们看到的,除了焦急的企业主,也看到了闪光的浙江式智慧。

浙江式智慧之一

规模化“代班制”

传统被一再打破工人跟着订单走

“有一家工厂,接到了一笔欧洲的外贸单子。刚开始,开出了15元/件的条件,没有人理;之后提高到20元/件,也没有人理。最后提到30元/件,结果还是没有人理。”

为了缓解招工难的问题,大陈镇的工厂自己发明了一种“代班”的制度,而且迅速流行起来。

“因为我们的工厂都是订单制的,工人计件收费。完成自己工厂的一批订单后,工人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流动到其他的工厂做工。一般去代工的工人可以拿到2倍以上的工资,很多工人都愿意去。”

不仅是义乌,对于服装行业的用工紧张,杭州万事利集团执行主席屠红燕也有同样的体会。“现在杭州的各个城区都有这样的情况,逼得不少服装企业只能通过外迁江西、河南来缓解压力。”

陈于泽很想不通:“其实在我们浙江,工厂给的工资比深圳、广州、珠三角的要高,待遇也好多了,人也友善多了。为什么还是招不到人呢?”

在以前,代班只是发生在关系比较好的企业间的个别交流,现在,这种方式已经成为企业应对人力短缺的规模化操作了。

浙江式智慧之二

请工人要付“转会费”

这笔钱的高低将成为反映人力紧缺程度的精确指数

“我们那里的服装厂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:每年的年初会出现一阵用工荒。到了七八月份,厂里的活儿干得差不多了。就给工厂的工人放假,好让他们回家忙农活儿,一般都会放20多天的假。”

不过,这个传统在今年被打破了。

不但取消了20多天的长假,而且工人的流动也异常频繁。7、8月份成了工厂互相挖人的非常时期。为了吸引工人,保底薪水达到了2800元,熟练一点的,一个月薪水开到4000元以上。但依然还是缺人。

陈于泽说:“现在,几乎每个工厂的流水线都招不满人。像我的工厂本来有15条生产线,现在只开出了5条。以往工厂从正月十五以后就开始上班,制作出成品来。但是现在因为差个工人,制作成品的速度依然是稀稀拉拉的,来不及做的只能出钱找其他厂来帮忙。今年光是工资一项的开销就比去年高出了50%—60%。”

陈于泽说,7、8月份的用工荒期间,当地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。

因为缺人,大陈镇的工人像商品一样,在工厂与工厂之间买卖。

陈于泽介绍,“拿车工为例,一个车工从一家工厂转到另一家工厂,除了涨工资外,还得先付4000至5000元的‘买’车工的费用。”

“我们当地的工厂一般都不给工人交养老保险,因此‘转会’起来手续还比较容易。”不过,无论是陈于泽还是人力公司的郎越时,都依稀觉得:千把块的工人工资已经成为历史了。

观察

服装行业大幅回暖

浙江式智慧将遭遇严峻考验

“最近很多服装企业都主动跟我们接触,反馈过来的,都是招人的信息。”郎越时说。

怎么到年中了,用工市场还是紧张呢?

“原因是多方面的。”郎越时说,季节性的原因是:进入下半年后,国外的圣诞节市场令很多服装加工厂增加了订单。

同时,工厂招人也进入了一个怪圈。

“在经历了之前的那场金融危机后,不少服装厂都缩小了规模。如今一旦订单增加,往往会出现工人不够用的情况。再加上今年年初的时候,来浙江务工的人数的确比往年少了。这样一来,工厂想招人就显得很困难了。反过来,因为招人困难,很多工厂转而会想方设法地留人。对于工人们来说,一旦找到的工作给的待遇好,就不会轻易跳槽。这样一来,其他工厂要招人就更难了。”他说。

而另外一个原因,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原因,就是金融危机后,国外的经济也开始慢慢复苏了。

这一点,陈于泽在去年就有预感。因为从去年开始,原来做内销的陈于泽明显感觉到,外贸的生意又好起来了。“我们工厂主要是做中低端的衬衣的。从年初到现在还欠着十几个集装箱柜的衬衣没有发出。”

有一组中国海关统计的数据,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。2010年1—5月,我国累计完成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416.53亿美元,同比增长13.12%,累计出口数量107.77亿件,同比增长12.49%。

除了这些外因,屠红燕还补充了一条来自内部的因素。

“在浙江,特别是杭州,生活成本很高。如今,工厂的工人大多都是90后。他们的生活观念、受教育程度、成长环境跟之前的人太不一样了。太低端的劳动岗位,他们已经不太感兴趣了。”

应对目前的人力短缺,浙江式智慧已经起到了明显的缓解作用,但是,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行业的回暖,仅仅依靠目前的灵光闪现,难免力不从心。未来,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智慧来应对呢?

专家支招

转型或是最终选择

“新一轮‘招工难’跟以前的‘用工荒’有着本质的区别。”郎越时分析,“把企业迁往内陆,已经不能根本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了。到底该怎么做,转型或者是目前能想到的办法之一。要用资本和技术替代过去的劳动力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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